| 宋承德、宋玉明、邹明、潘喜良，皆当今画坛实力画家，因为其行政关系均在深圳，又多次联合展览、研讨，因而称他们为“深圳四家”，为画坛和社会所公认。
被称为“四家”者，盖因其有大约共同的思想志趣和艺术风貌。史上画坛，多有“四家”、“八家”之誉，形成画史上一个个相对完整、固定的概念和符号，也形成一个深富内涵的文化密码。
我观“深圳四家”，印象是，在深圳这个文化试验场、这个所谓中西交汇的桥头堡，他们经过了美术界、文化界许多次锻炼、考验和冲刷，颠扑不破地、鲜明地突出了自己的文化品质和艺术个性，那就是扎实执着地充实自己的文化艺术能量，以虔诚庄敬的心态，回归传统，传承着并发扬创新，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，就是他们传承与创新之路的足迹。
一切文化艺术，无不是在寻找回故乡之路，艺术家无不是凭借自己的体质，一路跋涉，犹如朝圣般回归精神的纯净世界，以希贤希圣之心，求尽善尽美之效，以亲近古人而知止，以做文化新人而至善。
“深圳四家”以我多年的观察，无论其人其艺，诚朴谦和、沉着冷静地积累自己的艺术能量和文化修养，就像给自己储存了不菲的盘缠和干粮。这样，他们在路上就走得自信、从容、愉快、平和。像“深圳四家”这样有底气、有储备的艺术家，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呼声与日益浓厚的氛围里，则显得左右逢源、意态安闲、从容不迫。
宋承德先生为人寡言木讷，在深圳这个利益纷繁的热土上，其心态却没有一天上过火，他守弱抱朴，维持自己简淡的生活意趣，实属难得。作为已故画坛大家宋吟可先生之子，他的画，既有宋吟可先生的遗风，又有对西方油画色彩的领会后的表现。他更加简约、更加提炼地通过花卉，表达内心世界，但一切又不离规矩法度，不偏不倚，不追求奇绝险怪，不扭捏作态，也不虚张声势，一切均在平淡质朴中。面对宋承德先生的作品，如面对一位仁者，言语不多，却让人有一种亲切随和的包容感，然而望之钻之，却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，即平淡中有不可欺的尊贵之气。
宋玉明秉承其父宋文治先生之衣钵，得先天后天之造化美缘，其作品严谨有法度，无一处无来历。其笔墨之传统神韵技法，上承娄东、金陵诸贤，又接续张大千之写意泼彩，使娄东金陵笔划，生长于大风堂泼彩之中，浑然天成，意境深远辽阔而不晦涩愁苦，色彩明丽清新而不浮艳轻飘。读之如伴高僧漫游，所到之处，皆拈花微笑，满目春光，日日是好日。太湖遗韵，家风沛然。（宋文治先生擅绘太湖风光，人称“宋太湖”。）画者以绘事立言，宋氏一门大雅之言，乃是参透人生滋味后美的回甘。
四家中，邹明先生从形态上最具现代面貌，然细细品味，却也是地道的传统味道和文人情怀。他钟爱水乡，以水墨水乡系列为画坛所称道，也形成自己的艺术标识与程式，具有原创的意义。水乡题材绘画，最易入手，最易出效果，然亦最易流于肤浅艳俗。邹明先生将历史重重叠加在水乡的那种文化厚重感，通过笔墨的粗线条、湿墨和大块墨，表现出来，与之相对应的，却是对远处景物、屋舍、树木细致而概括的勾描、点染，还有长廊下那肃穆而面目有意遮掩模糊的人物，这些厚重的符号，使邹氏水乡水墨画，如月夜洞箫之声，伴随着木船的欸乃之声，在水乡迂回盘桓，使人阅之，于画面的现代面貌中，却自然走入斑驳的历史旧梦。
潘喜良先生有高妙的线条功夫，他的线描作品深受学画者追捧。潘先生的人物画，先是取材于东北古代游牧骑兵，人物静立，战马依风，人物的面部线条、造型，细微处勾画出内心性格，其传神之妙，让人凝视而神思飞弛，并营造出荒寒的游牧环境氛围。这些人物画，原本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绘画标识，可他来到南国深圳以后，即捕捉亚热带海洋文化的特质：他的海边人物系列，沙滩上人的慵懒神态，有一种出世的无奈与松弛，纯粹的现代感。而画之一角，几处似倪云林又似董香光的树木山石的点缀，又让人有恍然回到古代的某种隐逸之趣，与之面对，仿佛有静观纷乱世事的潇洒飘逸。
以我的了解，“深圳四家”之为人，低调谦和，不执拗古怪。他们所生所长的年代，正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时代，然而以荒芜岁月中，被大势所耽误之一代，能够保留传统情怀与追求，奋力跻身于回故乡之途，沉溺于传统，希期于未来，知于性而期于贞，天损难入，时累不淫，知止而翼善，诚朴而坚韧，其作品也，有义明词净之象，故“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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